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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国高僧圆瑛大师:利国护民,饶益有情

[提要]...

圆瑛大师:以佛教智慧为国家复兴献力的先驱

圆瑛大师——中国代佛教领袖,被誉为“爱国高僧”,1878年生于福建古田县。圆瑛法师是通宗通教的大德和佛法集大成者,他不仅热爱祖国和佛教,还是教育家、社会活动家和和使者。曾担任中国佛教会主席和理事长长达七届之久,解放后荣膺新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。他一生致力于国家、佛教、人民和等诸多方面,对佛教的发展与影响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。数十年间,圆瑛法师住持重建了宁波天童寺、雪峰崇圣寺、福州涌泉寺、古田极乐寺、泉州开元寺及吉隆坡极乐寺等名山大刹,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勋劳

佛教界评价圆瑛大师“戒品孤高,禅心朗彻,祖庭重器,佛国宏纲”

慈悲济世、无私奉献:圆瑛大师的佛教与爱国精神

圆瑛大师对祖国和佛教怀有满腔热爱之情,以生涯宣讲佛经、兴建佛寺、开展福利活动、悉心培养后继弟子等多种方式,全力奉献于此。

他九次下南洋,推动佛教与东南亚各国的民族文化相融合,为佛教在当地传播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,也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和推广有着卓著的功勋和影响。此外,他多次为组织当地华人华侨募资赈济难民和筹款支援前线而行,展现了慈悲济世、捍卫祖国、无私奉献的家国责任。

“圆瑛老法师一生功行中,最值得我们学的是他的爱国精神。”

圆瑛大师的高足、中国佛教协会第四、五、六届会长赵朴初大德,在追悼圆瑛大师时曾如是说。

1929年,圆瑛法师参与发起第一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,商议成立中国佛教会,并被选为主席。当年他在福州向军人发表《国民应尽天职》的演讲,强调爱国是每个人的责任,没有人能够回避这种天然的职责。他引用了古语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”,强调必须有爱国心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国民。

1937年,圆瑛大师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工作,自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,组织僧侣救护队等机构。他不畏危险,被中外媒体誉为“英雄僧侣”、“战神之敌”。后前往南洋筹赈,启建祈祷世界和息灾法会,呼吁侨亲关注支持祖国的抗日救国。

1938年6-7月应中国佛会之召回沪视察各收容所与佛教医院,深悉经费困难,圆瑛大师旋即再返南洋,为了兴办社会慈善事业和抗日救国,向东南亚各国侨亲筹募资金,倡导“一元钱救国”运动,赢得华侨华人热烈响应。

1942年6月圆瑛大师在天津佛教居士林发表《和与慈悲》演讲:“佛教流行,其隐显盛衰之迹,必视国体为转移”,指出“爱教,即所以爱国也”

1952年9月25日,圆瑛大师在北京广济寺的佛教座谈会上发表讲话《爱教必须爱国》,认为参加爱国主义的学和运动是佛教弘法利生的一种方式,与佛陀遗教并无违背。他强调新中国是人民政权,凡是人民在做的事情,都是有益于人民的,佛教徒应该积极参与。

1953年,圆瑛法师因积劳成疾,在宁波天童寺圆寂,享年75岁。他的离世得到了海内外佛教界人士广泛哀悼和纪念。

佛学泰斗,楞严座主,圆瑛大师“舍识用根”成就传世

圆瑛法师著作等身,主要已刊行者包括《仁王般若经》、《金刚般若经》、《心经》、《弥陀经》、《普门品》、《大乘起信论》、《楞严经》等讲义,以及《一吼堂诗集》、《一吼堂文集》、《讲演录》、《住持禅宗语录》等共二十余种,合编为《圆瑛法汇》。他在《楞严》教理研究方面的成就被佛教界所公认,因而有“楞严座主”、“海内独步”等美誉。他的独到见解“舍识用根”极大地发展了不离作用言的“佛”理论。

“爱国佛者,菩萨之行”圆瑛大师的生命与精神启示。

圆瑛大师的一生中,爱国精神始终是他的主旋律。他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参与筹款救灾等爱国活动,更支持新中国成立,并担任新中国佛教协会的第一任会长,为新中国的发展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
圆瑛大师的爱国精神不仅体现在他的言行之中,更体现在他的一生所建寺院和慈善事业中,这是他一生追求“救苦救难,普度众生”菩萨行精神的具体体现。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心血,重建了家乡极乐寺等多座寺院,发扬佛教的慈悲精神,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。此外,他还积极开展各项慈善活动,关注社会弱势群体,无私地为人民服务。

圆瑛大师的爱国精神,不仅是他个人的追求,更是中国佛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的卓越贡献和深远影响,将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继承和发扬他的爱国精神,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和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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